产业创新：中国转型升级必由路

中国只要十分之一的人致富，就大体相当于一个美国；再有另外十分之一的人致富，就大体等于两个美国的内需市场。“后发”国家要想成功实现赶超，制度创新、全民创新将是主推力。此间，对产业创新的把握和推动往往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

文/胡汉辉

“后发”国家实现“后发”需要比“先发”国家更努力的创新实践，需要具备“先发”国家不具备的某些比较优势。实现创新，赢得产业自主国际化并非坦途，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政府要形成制度和环境的保障，企业要用产品来实现。而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面临的创新机遇和压力更多地表现在产业层面。作为转型升级的创新驱动者，身处竞争巨潮中的中国上市公司唯有直面创新，以巨大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通过艰苦的产业创新实现转型和升级，才能为中国赢得新30年发展方式转型的胜机！

产业组织创新更具战略意义

创新的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括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和要素的创新，也包括组织方式和组织技术的创新。除了企业的组织之外，还有产业的组织。近年来，人们往往对技术创新关注较多，但对组织，尤其对产业组织的创新，对新技术与新组织、新市场结合程度与方式的关注度还不够。一些人甚至不理解什么是组织创新，以及为什么要进行组织方式的创新。其实，组织方式的创新在一定时期（例如在没有出现技术突破的时期），往往比产品和技术的创新来得更重要。

美国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通过"阿波罗"把人送上月球，其实并没有多少苏联人不知道的技术，只是我们在组合与应用已有技术方面做得更好。”这句话很值得深思。今天，中国企业的组织形式很多，如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网络式、事业部制、矩阵制等。很多企业家往往通过八仙过海式频繁的组织结构调整，处理人的去留问题，但真正用组织方式的创新去实现企业目标的可谓寥寥！

企业的组织形式是不断发展的，每发展一种新的形态，生产与组织要素的结合就会找到新的方式，就会提高劳动生产力。从亚当?斯密考察的生产分工，到福特发明的汽车制造流水线，再到丰田的“即时制生产”，无一不是通过（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来达到低成本产量的快速增长。实现不确定环境中的企业目标，需要不断地创新组织模式，不仅把它作为控制人、激励人的工具，更应将它真正作为组合多种要素、发挥综合效果的组织方式。

就企业间的合作而言，一开始我们引进联盟、战略联盟、战略技术联盟，后来又发展为战略创新联盟，到现在国家还在花钱支持研发产业共性技术的产业技术联盟等。这些本质上都是通过对组织方式的创新，达到对资源的重新组合和高效率的运用，使企业在不增加或者少增加资源投入的前提下能够促进发展。

从产业高度审视创新路径

上市公司负有产业发展的使命，应当不断深化产业层面的思考，以推动产业创新和发展为己任。

企业上市的直接结果固然是圈到钱，但融资还赋予了上市公司一种隐形压力——应比其他企业更多地承担产业发展的责任。公众投资者给予上市公司的并不仅是比其他企业更多、更低成本的资金，还包含着沉甸甸的信任和期盼。从市场上募集的钱终归还要投出去，很大程度上需要投向新的领域、新的产业，这就是产业层面的投资问题，而不只是企业层面的会计核算。计利当计天下利，不考虑产业创新与产业发展问题的企业，即便体格魁梧也是大而不强，往往成为瘸腿公司。合格的上市企业理应自觉去不断适应市场的需求，推动及引领产业的发展。

从产业创新层面审视一个企业，有时会得出与微距观察不同的结果。以光伏产业为例，无锡尚德确实是家成功的上市企业，因为它实现了太阳能光伏技术的本土产业化，代表了一个新产业的出现，创造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具有让同行眼红的发展能力。不过，光伏企业的跟进者却没有那么幸运。毫无疑问，太阳能利用是绿色产业，但在这个产业绿色链条中，某些产品节点，尤其是前端节点，例如多晶硅的生产，往往需要消耗相当的煤电。如果长期在产业链低端扮演制造角色，我们享受的“绿色”效果无疑将没有发达国家明显，无形中反而可能增加了中国减少碳排放努力的压力。因此，从产业层面看，一个规模庞大的光伏产业有可能造成我们现有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不平衡。

无锡尚德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创新的范例。我们有理由期待，这家企业在一个有可能加剧产业结构畸形的产业低端的突围式升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毕竟，原创性的产业技术突破更能导致一个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更能体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这就是从产业层面出发的考察结果。

同行并非冤家：号准创新脉点

优秀的企业家都很清楚，需要准确判断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

产业链上既有链式的上下游关系，也有横向关系。一般而言，横向关系上是竞争大于合作，而纵向关系上是合作大于竞争。但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在纵向上以竞争性选择为主，在横向上以合作式竞争为主。比如，在横向上通过共同的努力形成一些突破和核心能力，让其催生上下游竞争关系的形成。这时，虽然企业仍旧处于产业链的某一环节上，但对整个产业链的走向和重组将能发挥明显的作用，此时就可逐渐摆脱被动状态而引领产业链，最终产业链的“高端”和“低端”就可能发生变化。例如一家原先制造中间配件的企业，一个战略路径选择是沿着产业链往上“爬”，做部件、主件甚至整机；但也可以选择把部件做到极致，从而使整个产业链发生分化和升级，就像英特尔专注做芯片一样。如果成功实施后一战略，企业将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或者说是发起人。

这是两种发展思路：在技术领域往纵向走；在组织领域横向走。当别人都在横向把同行视为冤家的时候，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就可以联合部分同行，共同将自己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搞好，最终引领上下端的改变。

因此，企业创新的脉点之一就是将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相结合，或者说，用组织技术的创新成果去保障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当然，对于企业和产业组织技术，中国公司要根据文化和制度的不同环节和特点加以改造。概括而言，目前中国的产业发展有三个特点：部分产业“被国际化”；内需市场还未得到充分挖掘；我国还没有与产业自主国际化相协调的竞争和合作关系网络，或者说还没有与产业自主国际化相和谐的足够的产业组织创新。

共性技术研发：新产业蓝海

一般而言，技术的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产品技术的创新；产业共性技术的创新。产品技术创新主要是对特定产品的性能、制造工艺、应用范围的改进与拓展；而产业共性技术创新指的是新产业领域的开拓，新原理和新工程技术手段的出现，通常与新产品的出现相伴而生。相比产品技术的创新，产业技术层面有更多的蓝海——这是一个几乎没有竞争或尚未形成竞争的领域！

发达国家是怎样发展产业共性技术的呢？要么是国家出钱在高校建立国家实验室，研究前沿技术和非产业化技术；要么是企业成立研究院，部分从事产业共性技术的研究，当然它的结果和产品会优先供其自己使用。国外的大公司往往都有实力强大的研究院，这些研究院与其说在开发产品，不如说更多的是在研究新的产业技术。例如，贝尔实验室就从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通信卫星、电子数字计算机、蜂窝移动通信设备、长途电视传送，一路研发到仿真语言、有声电影、立体声录音以及通信网等。至于它早期如何效力AT&T，现在又在朗讯科技麾下，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从东亚来看，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主要由政府出面来组织或协调产业研究院（或者工业技术研究院），这一类的平台主要利用政府的资助研究产业共性技术供大家利用。政府可以支持共性技术的发展，支持绿色技术的发展，支持下一代技术的发展，因为它们并不会直接转换成企业的产品，这就是东亚的创新特点。这种方式源于日本，繁荣发展于中国台湾。我们目前也在引进这一创新型组织模式，逐步建立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基地。

政府资助共性技术开发而不是直接资助企业的创新活动是一个惯例。例如WTO就对政府资助企业有相应的限制，因为政府资助可能造成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有关投入需要计入产品的全成本核算。如果出口产品的定价中没有考虑这部分投入，进口国就有理由对其课以税收。对这部分投入的直接效果的不同计算，是部分贸易摩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中国的一些大企业主要在已形成的市场上进行分割和竞争，而不是下大工夫进行未来市场的开拓，对后者的“竞争”做得还不够。而要从事未来市场的开拓，就要研究产业共性技术。显然，针对未来市场的努力要比已有市场上的竞争更能产出高附加值的创新成果，因为这就是蓝海。

制度创新：全民创新催化剂

眼下的中国正在建设比美国更多的创新“谷”，单南京一地就有液晶谷、无线谷、软件谷、生物医药谷和仙宝智慧谷等，然而能否实现“五谷丰登”？这至少需要艰苦的努力。

创新“谷”究其本质是一种创新发展的组织方式，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不仅仅是产业开发区、企业集聚区和单纯的技术创新区。从美国硅谷近60年的发展经验看，创新“谷”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社会创新在一个特定区域内的和谐统一，而不仅是技术创新，更不仅是一所大学的科技园或重点实验室。如果说风险资本、专利指标是创新“谷”的关键指标，则美国的硅谷似乎已经衰落，至少是正在走向衰落。因为硅谷近年来无论是风险投资的相对总量，还是专利的绝对总量都在减少——专利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保护创新，保护创新成功者的一定时期收益；另一方面遏制新创新萌芽，不允许无成本地使用专利。

创新“谷”的彼消此长，同样体现了政府的意志和作用。

如果我们将市场看做由企业、消费者、政府三部分组成（有时在分析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也可能将政府独立于市场之外），全社会的创新应该是市场主体各自守土有责。政府作为市场组成部分之一，在推动创新的过程中可以有直接的作为，例如投资与组织研究产业共性技术、投资与组织研究公共产品、投资与组织研究环境修复和改良技术。政府也会行使市场监管者的职责，例如对产品质量、环境准入提出要求。政府还有一些间接手段，而且有时还以间接发挥作用为主，比如通过社会保障来推动全社会形成倡导创业和容忍失败的创业文化。总之，政府可以有多方面的作为。目前，立法和制度安排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必须依靠具体措施的落实和推动。

从总体和长远看，更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必须能够调动每个人的创新积极性。中国只要十分之一的人致富，就大体相当于一个美国；再有另外十分之一的人致富，就大体等于两个美国的内需市场。一旦老百姓的养老、住房、医疗、教育问题解决，制度就会进一步释放创新的潜力，加上13亿人的创新行为，就能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

要实现全民族的创新，还必须将创新意识和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民族文化的变革和提炼。既要尊重和传承传统，例如把“孔老先生”的雕像竖立在国家博物馆前面，更要让中华民族人人都成为创新者和创业者。现在政府一方面从制度上积极推进改革，另一方面推动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培育，就是抓在关键之处。国家在全体大学生中进行创新创业的素质教育，也是为了推动这一目标的早日实现。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和企业一起去推动，至少政府要形成制度和环境的保障，企业要用产品来实现它。

“后发”先跃：实现产业自主国际化

众所周知，“后发”国家实现“后发”，需要比“先发”国家更努力地创新实践，需要具备“先发”国家不具备的某些比较优势。

例如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后发”靠着比美国更多的人均石油资源，而日本实现“后发”是因为有比美国更有效的政府和企业联手的产业推动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日本通商产业省对产业发展的干预程度并不亚于我国的发改委。日本六大综合商社，也就是六大企业集团，不仅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实现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三资合一”基础上的国际市场创新。所以，“后发”有时需要比“先发”者更好的条件、优势和机会。

我们的机会，或者说优势在哪里呢？就在于13亿人的创新，在于我们有比别人更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制度。

未来30年，尤其是近10年，对中华民族的崛起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机遇期。我们必须一方面利用现有基础和全民族的创新争取产业链上的升级，实现产业的东西部区域转移和均衡发展，将全国的资源进行打破一定行政区划的战略性重组；另一方面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形成气候，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但不是“闭关自守”）和以我为主的产业体系，通常称之为“新型产业体系”，而不是一个单纯“被国际化”的产业体系——像高铁技术，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强势产业，还可以向欧洲、北美和拉美输出——以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为新型产业的自主国际化打好基础。

当前，中国产业发展正在实现从“被国际化”向“自主国际化”的转变。我们唯有先把自己的产业体系做好，才可能将产业体系往外推。也就是说，中国的产业只有引领国际，才能实现面向国外的自主输出。我们需要像高铁一样的产业去实现“以我为主”的自主国际化，产业体系的外推加上中华文化的传播，才能真正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推动创新和创业文化的发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必须肩担的责任。

作者系东南大学集团经济与产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